（一）制定法的局限 我国是拥有制定法传统的国家。
可以说，法国行政法是在判例尤其是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在此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行政法判例的权威性。解决上述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手段，但案例指导制度因其更加注重规则形成的逻辑性、适用的细密性和价值的协调性，更能较好地解决目前我国司法裁判说理性匾乏的缺陷。
况且，目前我国的法官素质还存在着参差不齐的现象，个别法院甚至还存在着"法盲"法官。其中第13项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例如，为使法官的量刑步骤和量刑方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达到"不同时期、不同法院、不同法官对案件事实基本相同的被告人，做出的量刑结果保持基本平衡，实现量刑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均衡"，2004年5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量刑指导规则》，这是我国法院系统首次正式发布的在量刑方面系统的指导性法律文件。法律公正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划分，其中最为普遍认可的就是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形式公正。判例法是渐变的法律，日积月累、循序渐进的变革能够保障法律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而制定法则是突变的法律，一跳而就的变革往往损坏了法律成长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突变期间的法律中断事实上已经束缚了法律的发展。
事实上，司法裁判是否说理以及说理是否充分是文明司法与专断司法、现代司法与传统司法的分水岭。"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的正式发布，将这项改革措施推向了前台，提上了人民法院的改革议事日程。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确凿理由认为：这些证据不会和真实发生的事物事情出现偏差？[29]历时法学档案员，面对的只有历史证据。
后者想要建立自己的一套叙述话语，并使之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正当性，便不可避免地要尊重前者建立的学术话语结构。正如我在前面分析过的科学式历时法学必然面对用什么标准确定法律现象这一困境一样，科学式共时法学，也难以找寻一个确定性标准，宣称某一个体是宪法个体、刑法个体、民法个体……，或者（统称）法律个体。这一分析，需要对研究者所处的历史语境和观念前见[32]有所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作为科学式共时法学出发点的法律诸概念，通常来说，也正是科学式历时法学的出发点。
[21] 试举外国法学作例子。但是，这一理论的立论极为可能是难以成立的。
另一方面，在此，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探讨性使用并不局限于前面描述的在实践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它还包括了在一般性理论分析中产生的争议性使用。[22] 如学界一般认为，法一字，在相当一些中国古籍中是法式、法度的意思。人们可能时常会发生争议。所以，我在这里用一般来说来论及阅读和观察是思考的前提条件。
我将深入研讨两类科学式努力的相同之处，即一种相信对社会各类法律现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可以获得法律科学知识的观念。摘要:将法学知识视为科学知识,存在学理上的困境。这样分类，仅仅出于本文分析方便的缘故。在国外，自然也有类似情形。
另需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的有关依法裁决的观念，是美国学者Ronald Dworkin在其著作Taking Rights Seriously里曾经讨论的。[4]第二类向度，是希望摆脱某类意识形态内容的指引，试图直面社会中存在的各类法律现象（法律现象一词在此用来指称诸如法律制度、法律条文文字、法律活动、法律言说等等广义的法律文本），将法学知识视为有关社会法律实践的一类不被有色眼镜过滤的精确图解，并且，使法学知识成为客观的、中立的。
[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序》以及第4页。于是，我们有理由提出反问：当科学式共时法学建立一套法律理论时，其自身，何以能够宣称其中作为法学理论出发点的法律、宪法、刑法、民法……等概念，具有普遍的涵盖意义？其自身，何以能够断言，其中某一被宣布为法律，或者宣布为宪法、刑法、民法……的概念，是社会普遍接受的？即使是相对而言的普遍涵盖意义，即使是相对而言的社会普遍接受？我们可以进一步提出疑问：依据这些基本概念而建立的法学理论，怎能是以外在方式客观、中立、准确地反映了已呈现的或现存的社会法律实践（即使是相对而言）？现在，可以作出这样一个概括：如果我们确信法学理论的建立总是依赖而且必然依赖若干基本概念，那么，上述致命性的困扰，对科学式共时法学来说，将是无法摆脱的。
其二是与无用相对的有用。[41] 比如，用法律社会学知识质疑法律规范学知识。而且，这些诸种含义有时是相互联系的。一旦历史语境发生了变化，权威、某些大家的呈现形态便会发生变化，词典或辞典的权威性，也会发生变化。就间接制约而言，即便研究者可以反抗现有的学术范式甚至游戏规则，其也将不得不正视后者所显示的学术权力的压迫（这里不含贬义）。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作为貌似可以涵盖全部客体对象的法律词汇，其实，只能指向一个法律观念。
三 经过前面的分析，可以断言，不论是科学式历时法学，还是科学式共时法学，其中所包含的法学知识可以而且必将是科学知识的观念，是失败的。历史证据的有与无、多与少，显然，会影响直至左右历时法学的定案操作。
由此，本文所说的探讨性使用不过是模糊边缘的问题。[55] 这里所说的精确探讨使用，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实践中出现的带有争议的探讨性使用。
参见Edgar Bodenheimer，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82。于是，今日存留的历史证据，在后人的历时法学研究中成为了部分性的。
换言之，具体语境中的诸如价值认同、知识结构、政治状态、经济情形……等等历史条件以及参与姿态，相互作用从而孕育了人们的这一认识结论。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依赖社会实践中法律和其他具体法等词的感性使用，去建构科学式法律的基本理论？我认为，这是同样不能成功的。Herbert Hart，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chap. 7.根据这种看法，一般来说，在法律实践中，人们对法律一词会有大体一致的看法。[33]但是，正是这样一种彻底而又毫不妥协的科学姿态，决定了可以呈现或者已经呈现其面前的材料文本，对其产生的同样是彻底而又绝对不含糊的限定与制约。
但是，我认为，前述三个方面是内在于历时法学中的限定因素，而诸如政治权力、社会舆论之类的公开的、人所共知的限定因素，是外在的。[57]反之，如果另有人认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来判决本案，那么，这些人可以提出另外一些抽象论说与之相对。
[15] 最为常见的例子是，讲述法律史的学术文本总要阐述一下共时法学的基本理论设定，讲述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等学科的学术文本，总要夹带历时法学的历史回顾言述。更需注意的是，我们并不知道，并且无法预测，在将来的社会实践中人们将会怎样探讨性地使用这些法律词汇。
前者可称历时法学，后者可称共时法学。这种具体特定时空环境中的不同意见，是最为关键的，也是更为要害的。
法学知识，作为研究社会现象的一类知识，和其他获得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学科之间所同时具有的某些共性，比如针对人、人的活动方式进行研究，等等，不能淹没、溶解其所具有的个性道路。两者的分歧，不仅在一般性法律史的言述中，而且在历史法律个案的言述中，都是存在的。学术范式和游戏规则，其本身便是发展变化的，是由一定历史时期和特定区域的学术共同体发展和维持的。比如，民法的旧时用语有时是文律、民律等等。
比如，当我们身处同一案件的审理或同一社会纠纷的解决的具体语境中，并且，我们对具体的审理或解决的办法及结果具有不同的意见，同时，我们承认而且相信裁判机构的裁决只能是法律裁决，更准确来说是依法裁决，在这种条件下，如果我们作出应当依据一般法律原则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只能根据立法机构制订的具体条文文字来裁决本案，或者，作出在作出法律裁决之时应该注意法律专家的学理意见，或者，作出上级裁判机构裁决的前例是下级裁决机构作出的裁决的依据之一等等陈述时，我们则是在探讨式地使用法律一词。并主张通过对诸种法律对象的不戴有色眼镜的观察归纳，从中分析基本特征、基本结构、基本因素、构成要件等等称作法学理论的内容。
[2] 对于这一点，因其数量之多，我们也许已经不可能进行广泛统计以作出数字上的说明，或者进行大量的例举。第二个陈述，则是在表达只有立法机构制订的条文文字才是法律的另一意见。
再次，历时法学的运作，是一类 档案工作。不过，我需要事先申明：法学知识无法成为普遍客观精确的提法，即便不是老生常谈，也是老调重弹。
